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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高空拋物墜物織密責任之網

——第二十一期“案例大講壇”綜述

  • 來源:人民法院報
  • 發布時間:2019-09-30 09:33:17

  近年來,高空拋物、墜物致害案件頻發,嚴重損害了人民群眾的生命健康權和財產權益,被老百姓稱為“懸在城市上空的痛”。

  為回應社會各方關切,促進高空拋物、墜物案件依法公正穩妥審理,切實保護人民群眾“頭頂上的安全”,9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案例研究院在國家法官學院舉辦第二十一期“案例大講壇”,專題研討近年來人民法院審理的高空拋物墜物民事、刑事和行政典型案例。最高人民法院大法官胡云騰主持講壇。來自學界的專家學者,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有關部門負責同志,研討案例承辦法官代表及全國基層法院領導班子輪訓示范班學員,全國法官檢察官公益訴訟高級研修班學員等紛紛發言,就熱點難點問題積極建言獻策,各方觀點激烈碰撞,氣氛熱烈,大講壇取得圓滿成功。

  胡云騰指出,人民法院要加大典型案例宣傳,推動綜合治理,堅持預防為先;要推動有關機關及時收集相關案件證據,及時固定案件證據;要注重多元化解糾紛機制建設,形成糾紛解決合力,落實源頭治理要求;要配合檢察機關并發揮行政審判在解決高空拋物、墜物案件中的重要作用,推動并支持物業管理企業履職盡責,發揮作用。

  進一步提高取證能力 降低被侵權人舉證責任

  高空拋物、墜物案件被稱為“防不勝防的天降橫禍”,往往面臨著調查取證難、無法確定具體侵權人等問題。北京市第四中級人民法院副院長程琥認為,進一步提高取證能力、及時收集固定相關證據是妥善審理此類案件的關鍵,“一是有必要擴大視頻監控的范圍和數量,對一些高層建筑要加大視頻監控力度,消除監控盲區;二是要建立高空拋物墜物的舉報獎勵制度”。

  “建議確定專門的機關,如公安機關及時查明侵權人,以有效避免法官在無法查明侵權人的情況下駁回原告訴訟請求的情形。”甘肅省山丹縣人民法院刑庭法官趙海濤說,“否則矛盾及問題沒有得到實際解決,勢必會引起新的訴訟。”

  舉證之難往往限制了被侵權人提起訴訟,其合法權益無法得到保障。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尹田認為,應當降低被侵權人的舉證責任,“讓被侵權人承擔舉證責任,根據生活常識來說幾乎是不可能的,如果被侵權人清楚地知道侵權行為人是誰,那么案件就不符合備受爭議的高空拋物墜物情形了,而是責任分明的直接侵權事件”。他指出,只有降低被侵權人的舉證責任,相關立法的本意才能得以實現。

  最高人民檢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民事行政法律研究處處長吳孟栓也指出,按照一般舉證責任的要求,被侵權人幾乎不可能承擔相應的舉證責任。他呼吁高舉權利的大旗,千方百計地維護被侵權人的合法權利,從規則原則、舉證責任等方面優化設計,在無法查明直接侵權人的情況下依然能夠讓相關責任人對被侵權人作出補償。

  對此,現行的侵權責任法八十七條規定了高空拋物墜物的侵權案件適用舉證責任倒置原則,即由可能致害人舉證證明自己與事件發生沒有過錯,否則就要承擔一定的補償責任,以最大限度保護被侵權人權益。

  尹田認為,這體現了保護被侵權人權益的價值判斷,“注意這是‘補償’不是‘賠償’,也不是‘承擔責任’”。尹田提醒說,這實際是一種社會利益互助盡職的分配方式,在道德上具有一定的正當性。

  依法強化物業公司管理職責及賠償義務

  研討現場,多位與會人員認為應依法強化物業公司、業主的職責及賠償義務。

  “要強化物業公司的責任,搭建好保護人民群眾頭頂安全的防護網。”最高人民法院審監庭巡回監督組組長張能寶指出,在高空拋物墜物案件中,追究物業公司相關責任的法律依據是很充足的,比如國務院發布的《物業管理條例》明確規定了物業公司有協助進行安全防范的義務;最高人民法院發布的《關于審理物業服務糾紛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也明確指出物業公司不履行有關管理義務要承擔相應的責任。

  張能寶認為,當物業公司與案件有所牽連但無法明確其責任的情況下,仍不應將物業公司排除在責任主體范圍之外,“關于物業公司承擔責任的方式問題,可以依據侵權責任法第二十四條、第八十七條適用公平責任的原則來處理,也可以創造性地使用第三十七條安全保障義務原則,要求物業公司承擔一定的補償賠償責任”。

  吳孟栓在發言中也肯定了物業公司在此類事件中的作為義務,“要想把物業管理的責任落實,除了立法層面的努力之外,司法機關包括檢察機關在內,也能夠積極推動物業管理規范化”。他指出,一方面可以通過具體案例進行有效引導;另一方面可以通過向物業公司主管行政部門提出司法建議和檢察建議甚至提起公益訴訟,逐步推動物業管理責任的具體化。

  程琥則認為,有必要修改《物業管理條例》,“城市建設部門應當對物業公司就高空拋物墜物問題履行監督管理職責,應將這一部分的職責義務納入條例之中”。

  系統發力實現源頭治理

  治理高空拋物墜物是一項系統性工程,在注重依法治理、強化責任追究等事后救濟的同時,加強事前預防、實現源頭治理,才能夠從根本上減少高空拋物墜物事件。

  程琥指出,應高度重視行政審判在解決高空拋物墜物事件中特殊的職能作用。“通過民事審判解決此類案件,行為人違法成本很低,但是受害人維權成本很高,特別是在致害人不明的情況下,實行‘株連式’的賠償效果也不好,這類判決上訴率較高,執行起來也非常困難。”他解釋說,通過刑事審判打擊高空拋物墜物有如“大炮打蚊子”,效果也欠佳,“應該充分發揮行政審判監督政府的作用,從源頭上化解高空拋物墜物糾紛。”為此,他建議擴大行政訴訟的涉案范圍,將十二類案件納入其中。

  “要充分發揮基層人民調解組織的作用。”北京市朝陽區人民法院雙橋人民法庭副庭長陳潔認為,如果能夠針對高空拋物墜物問題,在物業公司或者社區人民調解委員會設立保險基金的先行賠付制度,之后再依法追償,就能夠在調解階段有效解決一批高空拋物墜物案件。

  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副校長林維認為,應當高度重視多管齊下、多元共治的理念,充分運用各個法律部門不同法律手段進行系統性治理,尤其要注重發揮刑事處罰手段懲罰與教育的效果,加大刑事責任追究。實務中已經有很多對高空拋物行為進行刑事處罰的很好案例。在明確責任主體的前提下,區分不同情況準確認定犯罪。常見的例如按照過失致人重傷罪、過失致人死亡罪等,特別需要注意的是,在對相應行為進行實質判斷后,如果認定已經產生危害公共安全的危險,即使沒有造成嚴重后果的場合,也可以認定成立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如果已經造成嚴重后果的更應予以刑事處罰。同時,考察高空拋物行為所發生的不同的場合、對不同法益造成的侵害程度,尤其慎重考察行為人的主觀狀態,區別地認定成立過失致人死亡罪、故意殺人罪、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以及重大責任事故罪等,積極發揮刑事處罰手段懲罰和預防的作用,打擊高空拋物行為,不斷減少此類行為的頻繁發生。

  國家法官學院副院長蔣惠嶺也指出,要將非訴訟糾紛解決機制挺在前面,真正發揮自治組織、調解組織的作用。同時,他還建議加大法治宣傳,強化社會公德、社會自治等方面的要求,提高全民的法律意識和道德水平,從源頭減少高空拋物墜物問題的發生。

  胡云騰在總結時強調,高空拋物墜物行為具有復雜性、多樣性的特征,人民法院要把握價值取向,運用生活智慧、司法智慧、政治智慧,優先保護受害人利益,公平合理地分配各方利益。追究刑事責任要罪刑相當,精準司法。(記者 雷 蕾

責任編輯:韓緒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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